原標題：蝶貝蕾傳銷受害者自述：赤腳在野坑裡日曬雨淋，1萬塊贖回家
遭遇傳銷，為什麼不集體反抗？
這個局外人都好奇的問題也許有個答案是，由於人員超強流動性造成『白色恐怖』，被傳銷者之間根本無法建立雙向信任。
同樣是天津靜海，同樣是蝶貝蕾。
失去人身自由的開始
河南鄭州念完大學後，現年24歲的田曉偉(化名)原本就職於一家北京的網站，做編輯工作，但是大學專業是計算機，因此一直有乾回老本行的念頭。
機會來了。
4月中旬，他在Boss直聘網站上尋覓到一個機會，一家北京的計算機工程外包公司稱，天津項目部招聘一名web前端開發工程師(現在這則招聘信息已經無法在該網站找到)。一周之後，田曉偉接到了面試電話。想著不管成功與否，都可以周末去天津順便轉轉，所以4月22日上午，田曉偉就踏上了去天津的高鐵，對方說要到天津南站附近接他。
但是到站後招聘方突然表示正在開會，讓田曉偉乘坐半小時的公交車來到靜海區的某一個鎮上，到時候有兩個人來接他。到了之後田曉偉一看是鬧市區，也沒起疑。
出現的兩名男子大約20歲左右，皮膚黝黑，田曉偉回想起來，纔知道那兩人是在『野溝』裡曬黑的，這是後話。兩人打了個電話，把田曉偉拉上一輛車，就開始拉家常，問自己原先的工作、父母都是做什麼的。田曉偉有點警惕性，說得真真假假。對方說先去住的地方等一等，再去公司面試。
『上了黑出租，就是失去人身自由的開始，』田曉偉對澎湃新聞說，『車門一鎖即便想跑也跑不了，下了車，人更多。』
被煙頭燙過的室友
更讓他感到絕望的是，來到一個靜海農村的農戶家，『院牆比房子都高，身邊有兩個人隨時跟著。』田曉偉跟澎湃新聞記者說道。
這個租住的平房只有2個積灰的房間，卻住著15個人，三個女生住一間，另外12個男生蜷縮在另外一間。這些人基本上都是剛畢業的學生，最大的也不超過28歲，都是被招聘信息吸引過來的。這些年輕人還有一個特點就是，農村人居多。
除了有人隨時跟著，限制人身自由的另外一招是脫鞋。
進了這個門之後，田曉偉的鞋子立馬被收走，接下來的兩個月，無論是在家裡，還是在野地裡日曬雨淋，他都是光著腳的。
此外，田曉偉的手機被拿走，並脅迫索要密碼，不然就要拳打腳踢。在此之前，還有一招『預防措施』，問田曉偉在天津都聯系過誰，挨個打電話跟他們說已經安頓下來，不用擔心，以解除後顧之懮。但恐嚇之後發現田曉偉在當地並沒有什麼熟人，也就作罷。
了解清楚情況後，田曉偉又被立馬轉移到另外一個帶院子的農戶家，第二天就派了兩個人充當『師父』，主要工作還是監視以及打探田曉偉的家庭情況，只要發現跟黑車上說的情況有所不同，就要找另外的人來恐嚇說實話。
接下來，就是打電話給家裡要錢，他們握著手機，讓田曉偉跟父母說，原先在北京就職的公司要融資，員工交10萬元可以入股，但田曉偉的父母立馬意識到了事有蹊蹺。
其一，田曉偉留了個心眼，之前跟傳銷團隊說自己原先的工作是做網站開發，因此在電話裡也跟父母刻意提到現在做開發，但是父母對他做編輯的事情有所了解，所以這是一個漏洞。
其二，田曉偉畢業後已經很久不問家裡要錢，這一行為很反常。
因此家人雖然很焦慮，但也沒有提到要拿錢。打完這個電話，田曉偉的手機就被沒收了。此後幾日，只有每次被逼著問家裡要錢，纔能接觸到手機，但只要稍有透露自己在哪兒，在乾什麼，電話就會被掛斷。
田曉偉瞄了一眼牆角，有一名室友身上有煙頭燙過的痕跡，看得心驚肉跳。
孤軍作戰的『白色恐怖』
傳銷組織的日常是枯燥麻木而又艱辛的。
所謂的師父授課，也就是講『蝶貝蕾』這種化妝品的營銷模式。昏昏沈沈中，田曉偉聽到了『五級三階制』、『幾何倍增學』，主要就是說，這個公司有五個級別，三個晉昇階段，必須要買產品入會，一套產品2900元，買了就算交了會費，正式加入組織。
田曉偉在脅迫下，交了2萬多元買產品，都是通過支付寶轉賬的，但是從始至終，他都沒見過這種神秘的化妝品。
不上課的時候，就四人四人一組玩一種叫做『打昇級』的紙牌游戲。期間人與人之間也有交流，但是只要發現兩個人在一直對話，就會被帶走審問。
『人流動得太快了，互相都來不及認識，也不敢信任，』田曉偉說，整個村裡有幾十個這樣的窩點，每隔一兩天都要被帶到另外一個窩點吃飯睡覺，根本沒辦法跟身邊的人熟悉起來。而且，有些人的確通過這種『拉人頭』掙了錢，你沒辦法判定身邊這個陌生人究竟是『敵軍』還是『友軍』。
『萬一跟人透露了想法，被舉報給監控的人，日子就不好過了，』田曉偉說。
所以，即便是15個受害者，也完全不敢奮起抵抗5個監視者，因為你不知道是有援軍在側，還是孤軍作戰。
『我想過死，』田曉偉說，至今他還覺得那個叫李文星的年輕人有可能是自殺溺亡的。
7月，23歲的山東青年李文星的屍體在這附近的一個荒僻水坑中被發現，警方調查發現，李文星生前通過網絡招聘誤入傳銷組織，被先後送到靜海鎮上三裡村、楊李院村，期間兩次被轉移。
野溝裡『打游擊』
『兩個饅頭，加點咸菜，一天兩頓。』
田曉偉說，吃飯是有規章制度的，中間留個位置給『導』，其他人都蹲在兩旁，這就是所謂的『擺桌』，然後吃飯都要喊口號，給『導』加飯，『某某老板辛苦了！』
所謂的『導』就是管理這個『家』的人，他們在組織裡交錢比較多，因此地位高，除此之外還有所謂的『大扛』和『小扛』，意思是『家裡能扛事兒的』。
田曉偉說，『第五天開始就往野地裡跑了』。
這是因為協警會隔三差五去村裡巡查，因為警察差不多都知道附近幾個村這些傳銷組織的窩點。
田曉偉等人躲的『野地』就是一個乾涸的深溝，暴曬和雨淋都要一直在爛泥地裡赤腳蹲著，衣服上沾滿泥巴也沒法換，只有非常殘破的情況下纔可以換衣服。
折磨人的還不止這些，15個人每天只能分著喝一桶礦泉水，在暴曬的情況下，『渴得要命』。
在夜裡11點，會偷偷溜回去，凌晨3點，又要組隊接著去野地裡。
『西雙塘、子牙，』這是昏暗中田曉偉曾經看到的兩個路標。
在一次協警的搜查中，田曉偉的手機被搜走了，但是並沒有警察回頭來找他。但這也是個黑色幽默，因為自己的手機丟了之後，田曉偉沒再被逼著聯系父母。
稀裡糊涂獲救
田曉偉找到了逃生的希望。
到了後期，進組織的人會被要挾在Boss直聘、拉手網、中華英纔網上發布更多招聘信息。值得注意的是，發布這些信息簡直暢通無阻，因為網站即便要求審核公司營業執照，也可以跳過這個環節直接進入下一頁。
這些信息都是需要手機完成的，但是發布的時候會有人監事，田曉偉發現，監視也是有漏洞的，他趁機把自己的定位發給了自己的父母，然後迅速刪掉通訊記錄。
『瀛海學校，』田曉偉發了這個定位，還附加了載他的黑車的車牌號。後來他得知，父母來到天津靜海區公安部門報案，但是警方和父母來找過，沒找到他們。
田曉偉的逃生計劃落空。
至今他對此很困惑：『我父母人生地不熟可以理解，為什麼警察也找不到？』
也不知是不是巧合，他父母在當地坐出租車時，司機提醒，當地有『反傳銷協會』可以聯系幫忙找人。
通過引薦，他父母認識了這個『反傳銷協會組織』的人，對方表示需要交1萬塊錢纔會幫忙。交錢後，對方讓他父母提供了一則尋人啟事，以及個人照片等信息。
但是這個聯系人究竟是反傳銷協會的人，還是『蛇鼠一窩』，是專門收錢『撈人』的人，田曉偉至今也不是很清楚。
6月中旬，又是同樣的兩個人，又是同樣的一部黑車，田曉偉稀裡糊涂被帶到一家『惠民醫院』門口，他的父母在那邊等他。一下車，黑車迅速開走了，車裡其他人並沒有與他的父母打照面。
虎口逃生後，他回河南老家考駕照了——這也是無奈之舉，因為兩個月沒上班。原本的工作單位默認他已經主動離職了。
回家後，他數次報案，但是河南警方表示不在轄區范圍內，而天津警方也要求他去天津現場報案。
然而，田曉偉認真地說：『那個地方，我再也不會去了。』
傳銷還是綁架？
『這不是傳銷，這是赤裸裸的綁架勒索，』田曉偉認為，單單指控傳銷遠遠不夠概括這些人的罪名。
北京大成(上海)律師事務所合伙人、刑辯律師馬朗對澎湃新聞表示：
敲詐勒索罪中的行為人是通過向被害人實施暴力或脅迫，使其陷入恐懼，進而獲取財物，強調的是暴力或脅迫行為對被害人造成的恐懼心理，侵害的法益是公民人身權和財產權。
而組織、領導傳銷罪中，行為人是以推銷商品、提供服務等經營活動為名，要求參加者以繳納費用、購買商品等方式加入按照一定順序組成的層級，並直接或間接以發展人員的數量作為計酬或者返利依據，引誘、脅迫參加者繼續發展他人參加，騙取他人財物，強調的是利用欺騙性的方法誘導被害人加入組織，進而間接獲益。
就本案而言，馬律師表示，行為人針對被組織者實施的既有脅迫行為，也有暴力行為。但是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的客觀方面並不包括暴力行為，因此，本案中的暴力行為顯然超出了該罪的評價范疇。此外，盡管兩罪中都有脅迫行為，但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中的脅迫，其程度一般不如敲詐勒索罪嚴重，兩罪中脅迫的內容也不盡相同，相較於敲詐勒索罪中的脅迫行為直接針對被害人財物，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中的脅迫，並不直接對應被害人的財物，而是迫使已參加者繼續發展其他人加入傳銷組織，並借此間接獲取利益。換言之，組織、領導傳銷活動與在此期間對被組織者實施敲詐勒索，是性質不同的兩個獨立行為。
根據最高人民法院相關司法解釋規定，犯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同時又實施敲詐勒索行為，構成犯罪的，依照數罪並罰的規定處罰。因此，如果涉案行為人構成組織、領導傳銷罪，期間又實施了敲詐勒索行為的，則按照敲詐勒索罪和詛組織、領導傳銷罪兩罪並罰。馬律師表示，就本案而言，組織、領導傳銷活動，情節嚴重的，可能判處5年以上有期徒刑。敲詐勒索財物10萬元以上，屬數額巨大，可能判處3-10年有期徒刑。在此基礎上，再根據刑法數罪並罰規則確定最後的刑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