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的一條闌尾今天還在發炎

　　田興儒的儲金會證書

　　雲南農民田興儒想找回他20年前的1萬元錢，為此，他已經花了15年，並且不知還要再花多少個年頭。

　　這些年裡，從住房到日用品都在漲價，1萬元已經不太值錢了。但當年，在雲南省文山州西疇縣江六村，一個距離中國和越南邊境不足40公裡的山村裡，『萬元戶』田興儒是令人羡慕的能人。

　　他的財產寄托在一個巴掌大小的紅色塑料本上。裡面一行一行，是一筆一筆精確到分的手寫數字。數字記錄了這位農民的精打細算：有一次他存入了整整800元，還有一次，他支取過100元。

　　與銀行存折一樣，紅本顯示了存款餘額及利息。不同的是，他存錢的『銀行』已經消失了。

　　邊角發黑的紅色塑料本，封面印著『救災扶貧互助儲金會會員證』幾個漆金字。這個會員證所代表的儲金會制度，一度轟轟烈烈在農村推行，後被緊急叫停。

　　但今天，71歲的田興儒等個別農民仍揣著當年的會員證，承受著爛賬的代價。那是他們擁有的唯一證據。

　　厚厚一疊鈔票，『揣在胸口焐了幾天』，纔加入了儲金會

　　田興儒加入江六村的儲金會時，這項制度其實正在走向終點。

　　當時他並不知道，1986年興起於江西農村的儲金會，曾被當作『救災扶貧的一種新形式』推廣。1986年，江西遭受了特大旱災，儲金會在救災扶貧中起到了特殊作用。

　　儲金會是我國建立農村社會保障制度的探索之一。民政部1991年的一份文件中，將儲金會與敬老院、福利廠稱為農村社會保障網絡的『主乾』。

　　當年的研究者，將儲金會定義為『農民群眾將自己分散的錢、糧聚集起來，用於解決自己問題的互助自治組織』。

　　西疇縣民政局一位官員向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回憶，當時根據『上面的要求，各村都要成立(儲金會)』。西疇縣69個村委會，民政局給每個行政村都下撥了1萬元發展資金，『管理和運作都是靠村委會自己』。

　　據江六村黨總支委員會書記田興培回憶，江六村的儲金會成立於1994年。當時農民申請貸款要去鎮上的銀行，手續繁多，常常會耽誤耕種。儲金會成立的目的就是為了緩解農民貸款難的問題。

　　時任江六村委會王龍自然村村民小組副組長的李加祥，依然記得儲金會進村宣傳的場景。『政府來的人』和村乾部將農民聚集在不大的廣場上動員，存款就能入會，『不僅用錢方便，利率也比銀行高』。

　　村民魏聲瓊認為，當時最令人心動的，不是『扶貧互助』的口號，而是遠遠高於銀行的『年息2分』，存入1000元一年可得200元利息。

　　1994年，魏聲瓊作為村委會裡的計劃生育乾部，首先響應號召，存了3000元。當時儲金會的辦公室就設在她辦公室隔壁，每天都有人登門。

　　但1998年10月21日，民政部根據《國務院辦公廳轉發中國人民銀行整頓亂集資亂批設金融機構和亂辦金融業務實施方案的通知》(國辦發[1998]126號)，發出了《關於清理整頓『農村救災扶貧互助儲金會』的緊急通知》，規定儲金會一律不得辦理或變相辦理存貸款業務。

　　這份緊急通知指出：『整頓工作自1998年下半年開始，主要任務是立即停止儲金會辦理或變相辦理存貸款業務；凡此前辦理或變相辦理過存貸款業務的儲金會和需撤銷的儲金會，必須盡快制定債務償還、資產處理、機構撤銷和人員安置方案，各省級民政部門要在1999年6月底前向民政部報告儲金會整頓工作情況，接受有關部門的檢查驗收。』

　　但在偏遠的江六村，田興儒對此並不知情。

　　『本來我也不想把錢存在裡面，當時他們來村上宣傳動員，有錢的農戶可以把錢存進去，結果就像丟在洞洞裡頭，到現在一直拿不走嘛。』他有些委屈地說。

　　謹慎的田興儒最初對儲金會保持了觀望態度。他年輕時在生產隊裡是掙得工分最多的那個，靠著為鎮上修路、幫人乾農活所得一分一角的積累，到20世紀90年代，已攢到1萬元存在銀行裡，屬於當時頗受羡慕的『萬元大戶』。

　　1998年4月27日，在儲金會即將面臨清理整頓的幾個月前，他終於成了會員。是『政府的人』來到他所在的村子宣傳，讓他吃了顆定心丸。而更讓他下定決心的，是夫妻已過半百的年紀。

　　在農村醫療保險和養老保險還不完善的那個年代，他怕孩子將來『捨不得錢』養老，打算為自己留點錢用，從銀行取出存款，存進了儲金會。

　　有同樣考慮的還有同村的王家佑，從小患有甲亢的長子讓他懮心忡忡。他步行了一個小時到鎮上，從銀行取出7000元積蓄，厚厚一疊鈔票，『揣在胸口焐了幾天』，纔終於下定決心。

　　紅色塑料硬殼小本擔當了簡陋的『存折』功能，上面蓋著儲金會的『專用章』，最後一頁印著7條『會員權利和義務』，包括『自願申請集資的村民均可成為本會會員』等。經辦人是當時管理儲金會的村支書、主任和專門的出納，刻著他們名字的紅章蓋在每一條『入』『取』記錄之後。

　　全縣96%的村都已解決，這個村『新官不認舊賬』

　　存錢的頭兩年，儲戶會時不時拿著證書去核對賬目。有些人存本取息，而田興儒『覺得自己還年輕』，把利息也繼續放在裡面，希望它一直滾下去。

　　雖然民政部1998年就通知清理整頓儲金會，但直到2000年，田興儒纔發現有點不太對勁。他去取錢時，『不要說利息，連本金也取不走了。』

　　這時他開始認真研究，纔發現那7條『會員權利和義務』中，第三條是『遵守儲金會的規章制度』，但他從沒見過『規章制度』，而會員『有退會自由的權利』和『對會內事務有質詢和提意見的權利』，也從沒兌現過。

　　村民李茂艷也傻眼了。她的女兒小學畢業，兒子即將上高中，急需用錢的時候卻取不出錢，家裡最後讓女兒輟學打工。

　　田興儒去村委會詢問，得到的解釋卻是，『儲金會早已不在了，新官不認舊賬』。

　　如今，在以老人和小孩為主的江六村，了解儲金會的年輕人也已寥寥無幾。一個年輕村民說，這個名詞聽起來像是『非法集資』。

　　『儲金會早就名存實亡了，這個機構已經不存在了，沒有「利滾利」地滾下去了。』負責儲金會清理工作的西疇縣民政局基層政權建設股股長儂興蓮說。

　　據她介紹，清理工作一直在進行，96%的村都已解決，但江六村涉及的欠款農戶較多。

　　江六村到底還有多少農戶受困於儲金會，縣民政局和村委會都沒有告知記者數字。

　　田興儒聯合同病相憐的村民，統計了一個存款名單。在這個名單上，存了3000元、5000元的都有。總金額為8萬多元。

　　西疇縣現任民政局局長王紹林向記者反復強調，『當時的初衷是最好的』。

　　他說，村裡的困難戶到銀行貸款，沒有什麼可以抵押，也找不到擔保人，很難貸到款項，沒有辦法脫貧。儲金會成立後，『貸款』就可以直接由村委會操作，既便利省事，大家也不用花車費去鎮上。

　　田興培記得，當時規定，500元以下的貸款放款由村委會決定，500元以上的貸款必須由鎮民政部門批准，纔能放款。

　　但當2000年田興培接手村務時，儲金會交到他手上的只有兩本賬本，和一堆他也算不清的欠款數字。這時他纔發現，當時管理賬目的村支書並沒有遵循規則，大量資金被放給了親屬做生意，結果因經商失敗無力償還，『一個接一個後，儲金會就開始垮了』。

　　早在清理儲金會之前，已有村莊覺察出了問題。與江六村相隔7公裡的磨合村也成立了儲金會。磨合村原村支書告訴記者，當年鎮裡十分重視這項工作，還曾組織村乾部去模范村專門學習。但由於貸款的人多、存款的人少，不到兩年，磨合村儲金會只剩下不到1萬元。入不敷出，他們只好向縣民政局報告，解散組織，將本金連同利息還給了儲戶。過了沒多久，整個縣的儲金會也停辦了。

　　但在江六村，直到1999年，儲金會仍未停下擴張的腳步。王家佑在1999年10月將7000元存入儲金會，甚至連紅本都沒得到，只有兩張紙條作為證據，一張印制著『安樂辦事處儲金會會員存款單』抬頭——安樂是另一個行政村，另一張像是從某頁信紙上匆匆撕下來，用復寫紙印上『存款金額五仟元』的字樣。

　　現在，他手裡的紙條泛黃發脆，出現裂縫。

　　當年他存錢所防備的衰老，終於找上門來，而他的錢還不知何時回來

　　儲金會的運轉硬生生地卡在了世紀之交的前夜，也如一塊魚骨，卡在了這些農民的喉嚨裡。

　　田興儒已數不清，從2002年開始，自己跑了多少次鎮上、縣裡。『政府的樓梯都跑害羞了(意為跑怕了)。』他形容。

　　村委會以『新官不理舊賬』拒絕了他，而當年管理財務的3個村乾部，也互相推說錢不在自己口袋。找信訪辦、民政局，都有人客氣地接待，但記錄完情況後讓他回去等待結果，沒有了下文。

　　他曾代表儲戶去縣民政局反映情況，得到的回應是：『儲金會是政府行文叫成立的，我們也管不了啦。』他又向縣人民法院起訴儲金會，法院工作人員告訴他，『這是政府行為，應找政府解決，故不予受理』。

　　他還曾向法院諮詢，能不能起訴當年從儲金會貸款未還的欠款方。法院答復說，這個是『非法組織』，不符合國家規定，屬於社會上的高利貸，所以不能受理。

　　在江六村『精准扶貧攻堅戰』辦公室裡，田興培向記者出示了當年的賬單，頗為為難地表示，他大致了解儲金會入不敷出的內幕，但村委會沒有法律手段追回欠款。

　　他告訴記者，『如果把所有欠賬的錢收起來，付給他們存錢的會員以後，可能還剩好幾萬』。但他又搖了搖頭，無奈地說，『但是收不到啊』。

　　2004年，村委會想了個辦法，讓陸陸續續來還錢的人與存錢的人『兌賬』，這項工作一直持續到2011年，少部分消息靈通者率先兌回了一點本金，但是大部分款目依然停留在賬本上。

　　縣民政局局長王紹林表示，目前首先要做的是清理財務，調查清楚錢到底在哪裡。如果是在以前村乾部的手中，被他們挪用了，要讓他們退回來，融入到扶貧資金裡。若是在本身就很困難的群眾手裡，還不起錢，只好算了。

　　『我們在制定方案，但是還需要一段時間，最近扶貧任務太重了。』他告訴記者。

　　如今，村裡的頭等大事是『扶貧攻堅』。田興儒所在的村民小組被選為示范村，家家戶戶從山上移到了半山腰的公路旁，造了新房，刷了石灰，貼了瓷磚，門前的路也用水泥鋪得平平整整。

　　今年年初，他的兩個兒子也修了兩棟並排的磚房，上海援建項目幫助出一點，政府墊一點，自己貸十幾萬元。兒子兒媳都出去打工了，每月收入大部分都用來還房貸，留老兩口看守新房。

　　這位老農依然每天挽起沾滿泥點的褲腿，在山間不多的土地上見縫插針地耕作，養雞喂豬，為小輩還債分擔一點壓力。

　　每個季度，田興儒都會收到銀行提醒還貸的短信。他有點不服氣：『現在欠的錢我們要老老實實還，可是當時欠我們的錢卻要不回來。』

　　漫長年月裡，田興儒不斷聽到當年存錢的村民離世的消息。有的儲戶得了癌癥，卻取不出錢去醫治，去世留給家人的，就是這個小紅本。『人死賬爛』，他覺得，後人『沒抱太大希望能追回來』。

　　田興儒慶幸自己身體還算健康，得繼續追下去，『至少要幫著大伙把本金要回來』。

　　他始終想不通，儲金會已被『清理』了，為什麼糊涂賬沒有得到清算？他的1萬元，仍只是紅色塑料本上一串串年深月久褪色而日益模糊的數字。他仍期待，那些數字還能換回早已改了新版的鈔票。

　　即使能追回來，他也清楚，這些數字所代表的東西在縮水。

　　他的身體也在縮水。從56歲到71歲，他常常覺得『一混就過一年』，腰慢慢彎了，肩膀也塌了下來——當年他存錢所防備的衰老，終於找上門來，而他的錢還不知何時回來。

　　(江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