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制度建設推動《規定》落地
作為全球網絡空間治理面臨的共同難題，一方面，網絡暴力所涉信息內容存在違法性單獨界定層面的困難；另一方面，通過快速聚集和擴散方式產生集中攻擊的網絡暴力信息，可能對被害人造成嚴重的侵害後果，但是每一個實施言論侵害的施害者，卻很可能因其單獨行為僅構成『微量』傷害而難以追責。對於網絡暴力侵害如果僅僅停留在事後的民事、刑事等追責機制，則難以治標治本，亦無法有效防范傷害的一再發生。在這一背景下，《網絡暴力信息治理規定》(以下簡稱《規定》)應運而生。
網信辦負責人介紹，制定《規定》主要基於以下幾個方面的考慮：一是深入貫徹落實黨中央決策部署。習近平總書記高度重視網絡生態建設，強調『網絡空間是億萬民眾共同的精神家園』，『健全網絡綜合治理體系，推動形成良好網絡生態』。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的《新時代公民道德建設實施綱要》明確『反對網絡暴力行為』。二是及時回應人民群眾關切。全國兩會期間，多名代表委員強烈呼吁加快出臺反網絡暴力針對性立法，關於整治網絡暴力的建議提案獲得人民群眾廣泛響應。三是著力提昇網絡暴力信息治理效能。在《網絡安全法》《個人信息保護法》《未成年人網絡保護條例》等法律法規先後出臺並作出相關制度設計的基礎上，《規定》進一步建立網絡暴力信息治理制度體系，有力提昇治理效能。
《規定》出臺後，對其構建的網絡暴力信息防范和治理機制要求，應該如何落地？對此，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互聯網法治研究中心主任劉曉春提出，可以通過幾個層面的制度建設推進落地，實現針對網絡暴力信息的系統、精准治理效果。
平臺方面，《規定》提出的標准和要求，目前在很多互聯網平臺已有實踐探索，但不同平臺之間尚有差異，《規定》的落實過程也是平臺之間確立起較為統一的保護水准的過程，從而防止網絡暴力信息在保護水准不一致的平臺之間流動。各平臺也可以根據各自業務和生態特色，采取靈活動態的具體手段。平臺之間也可以探索跨平臺的信息共享和協同機制，例如針對涉網絡暴力信息的重點賬號、主體采取協同限制和治理措施，實現針對網絡暴力信息的聯防聯控。
監管規則方面，對於承擔全流程動態管理責任的平臺，一方面，應當建立專業有效的評估機制，對其事前事中事後采取防范治理措施的情況進行測評和判斷，認定其履行相關治理責任的情況，通過常態化監管和專項行動等方式促成規則落地。另一方面，也要確立理性的責任標准，尤其對於特定網絡暴力事件的事後判斷，要厘清各方主體的責任分層，對於平臺已經建立較為完備治理體系，但無法全量處置網絡暴力信息的情況，也要給予容錯空間，促進平臺經濟在合理科學的合規標准下健康有序發展。
此外，《規定》所提出的各方主體網絡暴力信息治理合規要求，不僅給出了精細化治理的明確指引，也為司法實踐中為受害方提供救濟、追究網絡暴力實施和參與方的法律責任提供了標准和規則參照。通過在司法實踐中針對網絡暴力侵害的民事、刑事個案和類案的積累，也可以反過來促進網絡暴力信息治理機制和規則的完善。
鏟除網暴『毒瘤頑疾』營造清朗網絡生態
近日，國家網信辦等四部門公布了《網絡暴力信息治理規定》(以下簡稱《規定》)。《規定》明確，網絡暴力信息治理堅持源頭防范、防控結合、標本兼治、協同共治的原則，其中網絡信息服務提供者應當履行網絡信息內容管理主體責任，建立完善網絡暴力信息治理機制，健全用戶注冊、賬號管理、監測預警等制度。
網絡暴力是網絡空間的『毒瘤』。無論是逞一時口舌之快，還是為了博取流量，在網上肆意發布針對個人的謾罵侮辱、造謠誹謗等信息，輕則損害他人名譽，造成他人『社會性死亡』，重則導致他人精神失常，甚至釀成生命慘劇。同時，這種行為也會擾亂網絡秩序，破壞網絡生態，讓網絡空間充滿戾氣，嚴重影響公眾的安全感。
網絡空間不是法外之地，依法整治網絡暴力信息是在法治軌道上推進國家治理能力現代化的當然之義。近年來，我國高度重視對網絡暴力的治理，不斷建立健全相關法律法規制度，開展多次專項行動，取得了一定的積極成效，有效增強了法律對網暴者的震懾作用。此次出臺的《規定》對於促進網絡空間法治化、加強公民道德建設、淨化網絡生態環境具有重要意義。
『良法是善治之前提。』此次《規定》的亮點不僅在於其全面性和系統性，更在於其針對性和實效性。首先，它明確了網絡暴力信息的定義和范圍，將網絡暴力信息劃分為包括侮辱、謾罵、誹謗、威脅、恐嚇等多種類型，為網絡信息服務提供者和網絡用戶厘定了辨認網絡暴力信息的清晰界限。其次，《規定》提出了一系列具體的治理措施，完善了制度保障，如建立網絡暴力信息分類標准、完善網絡暴力信息監測預警機制、加強網絡暴力信息處置、建立用戶保護機制等。再次，《規定》對網絡信息服務提供者和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提供者等主體提出了責任義務上的具體要求，在時間上和技術上形成了完整的治理鏈條。最後，明確並加強了對用戶特別是未成年人、老人和殘疾人等特殊弱勢群體的權益保護，以彌補信息落差和『數字鴻溝』帶來的困難與障礙。這些規定和措施的實行將極大增強網絡暴力信息的治理效果，維護好積極健康、清朗和諧的網絡生態。
『《規定》出臺後，可以通過三個層面的制度建設推進落地，實現針對網絡暴力信息的系統、精准治理效果。』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互聯網法治研究中心主任劉曉春表示，首先，建立和完善以平臺為主體、各參與方各盡其責的治理機制。其次，確立理性科學的責任和監管規則，對於承擔全流程動態管理責任的平臺，一方面應當建立專業有效的評估機制，另一方面要確立理性的責任標准。最後，推動網絡暴力信息治理合規監管與司法救濟程序的有機銜接，關於便捷取證等的規定也為受害人尋求司法救濟提供了便利。
長遠來看，根治網暴不止於此。法律畢竟是對人最低的道德要求，且永遠滯後於社會現實。鏟除網暴這樣的毒瘤頑疾，有賴於更廣泛的社會支持體系，既包括有關部門的執法職責、網絡平臺的監管義務，也包括公民的理性參與，凝聚『為言行負責』的社會共識。運用好法治與文明的力量，讓網暴者付出代價，纔能淨化網絡空間，捍衛公平正義，塑造匹配我們時代的精神文明。
《規定》完善網暴治理機制
《規定》的制度設計直擊網絡暴力信息的成因與發生規律，提出了順應現階段網絡暴力信息生態治理的解決路徑，與其他法律法規共同構建了防治網絡暴力信息的規則體系，能夠提高網絡暴力的實施門檻並降低受害人的維權成本，通過網絡服務提供者與各方主體的協同施策，強化對網絡暴力信息的綜合治理，促進網絡暴力治理長效機制持續完善，全面營造清朗網絡空間。
吳沈括(北京師范大學法學院博士生導師、中國互聯網協會研究中心副主任)
《規定》明確各方責任義務
之前網暴治理的主要難點之一是當事人取證有難度，此次《規定》出臺對於平臺幫助受害者進行取證提出了明確要求。《規定》首先界定了網絡暴力信息的定義，其次對平臺的主體責任提出了非常具體明確的管理要求，強調平臺要進行信息預警監測，並且要健全用戶賬號、信用管理體系。在處置措施上，《規定》非常詳細，對於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提供者、公眾賬號運營者等主體也明確了責任。同時《規定》加大了對普通人的保護力度，尤其是比較弱勢的未成年人、老人、殘疾人。對於可能因為網暴造成嚴重的人身財產損害的情況進行了加強保護。
對互聯網平臺而言，治理網絡暴力首先要健全用戶的注冊賬號管理，加強個人信息保護，開啟實名制。其次要加強信息監測預警，並建立用戶賬號信用管理體系，發現違法犯罪的還要向公安機關報案並提供線索，加強內容審核。
對互聯網信息服務提供者來說，不能轉載涉及網絡暴力的信息，如果有轉載情況發生，應當公開更正消除影響。對公眾賬號運營者來說，除了發帖時要進行審核外，跟帖評論也要進行審核，對網絡群組的建立者和管理者也應該有相應的管理要求。游雲庭(上海大邦律師事務所高級合伙人、律師)
典型案例
侮辱醫生案
2018年，四川德陽某醫生在游泳時與孩童發生爭執。被告人將該醫生相關個人信息與上述游泳池事件視頻關聯，通過微信群、微博發布帶有情緒性、侮辱性的貼文和評論，並推送給多家網絡媒體。涉案游泳池事件被多家媒體報道、轉載，在網絡上引發大量針對醫生的詆毀、謾罵。同月該醫生服藥自殺死亡。法院認為被告人利用涉案泳池衝突事件煽動網絡暴力，公然貶損被害人人格、損壞被害人名譽，以侮辱罪對被告人分別判處刑罰。
取快遞女子被造黃謠案
2020年7月7日，受害者小吳到浙江省杭州市某小區樓下取快遞時，被郎某偷拍了視頻。郎某隨後編造『少婦出軌快遞小哥』聊天內容，發至微信群。通過不斷轉發，謠言在互聯網上發酵。小吳也收到大量詢問及謾罵的信息。2021年，取快遞女子被造謠案一審宣判：兩被告人犯誹謗罪，判一緩二。
侮辱英烈案
2021年，江某某使用其新浪微博賬戶(粉絲數24.8萬餘人)，先後發布了兩條包含侮辱英雄烈士董存瑞內容的微博，歪曲、丑化、褻瀆英雄烈士的事跡和精神。微博發布後迅速、廣泛傳播，造成惡劣社會影響，嚴重侵害了英雄烈士的名譽、榮譽和社會公共利益。同年，法院以江某某犯侵害英雄烈士名譽、榮譽罪，判處有期徒刑7個月，並要求於判決生效之日起十日內在國內主要門戶網站及全國性媒體公開賠禮道歉、消除影響。
『胖貓』女友被網暴案
今年4月，一位網名叫『胖貓』的男子因感情問題在重慶跳江身亡，該事件隨後在網絡上持續發酵，其女友譚某被罵利用感情騙取錢財，與此同時網上出現大量針對譚某的人肉搜索、造謠、謾罵等行為。經依法調查，『胖貓』姐姐劉某因曝光譚某個人隱私，導致譚某被網民攻擊、辱罵並受到人身威脅，並且通過聯系他人代寫文案、購買流量等方式故意誤導輿論。目前劉某正在接受警方進一步調查。
其他典型案件
尋親男孩劉學州在網絡上發布尋親過程及人生遭遇後，多位『網紅』利用其大V身份，捏造不實信息，肆意發布誹謗性言論，大量網友向劉學州發來了侮辱性、攻擊性信息。後其自殺去世。
24歲的杭州女孩曾拿著研究生錄取通知書向病床前的爺爺報喜，沒想到照片流出後，她因染粉色頭發而遭遇大規模網暴。後其因抑郁自殺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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