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理性看待所謂的「良性違法」行為，不該縱容』

　　新生兒親生父母假借『送養』名義，出賣自己的親生孩子，換取高額利益，是目前構成拐賣兒童罪中比較突出的一類。

　　兒童失蹤預警平臺(CCSER)創始人、北京安盟公益發展中心理事長張永將指出，無論是公安部的兒童失蹤緊急發布平臺，失蹤人口DNA數據庫、還是CCSER等民間互助平臺，對於『親生親賣』這一類犯罪事實，幾乎束手無策，『孩子的親生父母既是案件的出賣方，也是受益人，不容易暴露。我們根本無法及時發現案件的發生，更別提快速打擊和查找了。』

　　他認為，通過以『撿拾棄嬰』的方式報假警，為違法收養的孩子辦理落戶的現象，是『親生親賣』形成完整產業鏈後，為規避法律風險而衍化出一種更加隱蔽的犯罪手段。

　　上官正義向澎湃新聞表示，近年來，此類犯罪行為在全國各地均有發生，呈上昇趨勢，公職人員通過『暗箱操作』，行使職能之便，徇私枉法，為『洗白』被拐兒童身份提供庇護，給打擊拐賣兒童犯罪帶來了巨大挑戰。『暴露出了兒童收養在制度建設、政策環境及實際操作等方面，都存在程序漏洞。』

　　該如何打擊此類犯罪行為？上官正義認為，首先，要加強制約和監督基層公安派出所、民政部門及兒童福利機構這三方職能部門的實質審查規范，堵死執法層面可能出現的漏洞。

　　除了提高職能人員職業素養，加強多部門的協調審核機制外，上官正義建議，全國公安機關可以對『撿拾棄嬰報案證明』采用統一編碼，開具後及時存檔，定期審查。同時，公安部門可協同民政部門，對近年來以撿拾棄嬰的方式，辦理合法收養程序的家庭展開二度排查。

　　張永將認為，可以借鑒法院的審判委員會，形成多人陪審團制度，如招募具有公信力的民間人士或者從各行各業隨機抽選的普通民眾，共同處理棄嬰的收養問題。他解釋，如果出警人員或者開具收養證的民政部門負責人權力過於集中，就容易出現提前串通的情況。但當負責人的權力被分化，孩子的收養出現了一定的隨機性及不確定性，就可以達到一定的預防效果，從而破壞買賣關系。

　　『如果我假稱拾到孩子，但發現不能指定讓我收養這個孩子，那誰會冒如此大的風險，花錢買一個「可能性」，還再去報假警呢？』張永將說。

　　其次，拐賣兒童是一個結果導向的犯罪行為，在調整與完善現行收養制度的同時，還需要進一步加強對買方的行政處罰力度。

　　在此前的交流過程中，前述建始縣民政局彭主任向澎湃新聞提起，之前有太多棄嬰是因為只能生一個，生育政策放開後，撿到孩子的情況很少發生。去年，建始縣當地發現一個棄嬰，登報後，全國各地電話蜂擁而至，不少夫妻從外地趕來諮詢領養事宜。他曾一天接到200多通電話，一直從上午9點打到晚上12點多，『手機打關機，我連話都說不出來了』。

　　對比民政部網站發布的2015年-2020年《民政事業發展統計公報》，截至2015年底，全國共有孤兒50.2萬人。這個數字逐年大幅遞減，截至2020年底，全國共有孤兒19.3萬人——同比減少了30.9萬人。但五年間的全國辦理收養登記件數總體而言浮動較小，除了2015年超過2萬件，2016年至2020年，均超過1萬件。穩定的收養需求始終存在。

　　民政局網站《2020年民政事業發展統計公報》發布的2016年-2020年收養登記情況表『立法層面需要考慮實際情況。』結合多年在基層民政部門工作的經歷，彭主任認為，可以適當修改，擴大收養人的范圍，簡化領養手續、降低收養門檻，提高領養成功率，出臺更多的細則。

　　江西省犯罪學研究會會長、江西省西省社會科學院法學所教授李雲龍指出，根據我國《治安管理處罰法》的相關規定，報假警一般處以刑事拘留和罰款，缺乏對買方的威懾力。如果將此類報假警案件與收買被拐賣兒童罪掛鉤，追究其刑事責任，那麼願意冒風險的人就會少很多。

　　章興說，接回孩子的當天，劉雁的爺爺塞給他500塊錢，『連自己的親孫女，都只給200塊』。劉雁說，每個人愛孩子的方式不同，她會在自己的經濟范圍內，給予孩子最好的。張蘆依說，這個孩子，像個小天使，讓她相信了何為緣分。

　　但上海市法學會未成年人法研究會常務理事、上海政法學院副教授張善根向澎湃新聞特別指出，當前我國社會中較為盛行『如果結果是好的，或者初衷是好的，違法就是可以原諒』這類觀念，很容易造成縱容違法犯罪的惡果。

　　張善根認為，保護兒童的方向應當是壓實父母的監護責任和法定義務，保障兒童在原生家庭中健康成長，而不是出現可能不利因素時就把孩子轉給其他人收養。這在本質上可能會背離未成年人保護法的目的，也會誘發買賣孩子的違法犯罪行為。『我們要理性看待所謂的「良性違法」行為，不該縱容，更不應當鼓勵類似行為的發生。』

　　他認為，對於章興或張蘆依這樣因無法生育或失獨等原因而走上非法領養之路的家庭，國家相關部門可以加強政策性保障和福利。

　　今年9月15日，國家醫療保障局在官網發布《對十三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第5581號建議的答復》，釋放了積極的信號。

　　國家醫療保障局在官網發布的《對十三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第5581號建議的答復》針對全國人大代表提出『關於不孕不育癥輔助治療納入國家醫保提高人口增長的建議』，國家醫療保障局答復稱，醫保部門將符合條件的生育支持藥物溴隱亭、曲普瑞林、氯米芬等促排卵藥品納入支付范圍，提昇了不孕不育患者的用藥保障水平。同時，逐步把醫保能承擔的技術成熟、安全可靠、費用可控的治療性輔助生殖技術按程序納入醫保支付范圍。

　　國家醫療保障局表示，將進一步會同相關部門深入研究完善政策，努力提昇不孕不育患者的保障水平。

　　『良好的公共政策和社會福利，其實是阻卻違法犯罪的最佳利器，一味依賴法律高壓來打擊，難以真正化解兒童買賣的困局。』張善根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