連爺爺的面都沒見過，就要承受這樣一種重負，真可謂『欲做孫子不自由』了。這是專屬於名人之後的煩惱。尋常百姓家，哪有這事？或許，也正是因為大多數人沒有過這種感受，纔會越發好奇、圍觀。

　　我知道的，還有一位葉至誠先生。他年輕時，人們稱他『葉聖陶的兒子』。成家後，夫人姚澄是名演員，於是他是『姚澄的丈夫』。等老了，兒子葉兆言成了著名作家，於是他又成了『葉兆言的父親』。對此，葉至誠曾無奈地自嘲：我是何許人也？其實，他是一位頗為出色的作家、編輯。無奈家屬名氣太大，只好一輩子活在父親、妻子、兒子的影子裡。『我是何許人』這一問，想必是帶有些酸楚的。

　　其實，對於這種現象，魯迅早有犀利的論述。在《我們今天應該怎麼做父親》，魯迅意味深長地說，把後人視為前人的附屬品，透露出傳統文化中的一種劣性，即『本位應在幼者，卻反在長者；置重應在將來，卻反在過去』。在當時的背景下，魯迅之所以要強調這一點，在於他特別看重『獨立的生命價值』，力呼破除『祖先福蔭』等一切對生命價值造成的壓抑。

　　在遺囑中，魯迅要求自己離開後，要『趕快收殮、埋掉、拉倒……不要做任何關於紀念的事……忘記我，管自己生活。——倘不，那就真是糊涂蟲。』他希望，妻子和孩子能過好自己的生活，那纔是聰明。這凝結了魯迅一輩子所堅持的立場：人要獨立、自主地生活，前人不能壓迫後人，不能成為後人的重負。他扛起『黑暗的閘門』，就是為了讓孩子們能輕松自如地走向光明。

　　我們今天不會那麼嚴肅、嚴重地看待這件事。不是因為魯迅的思想已經過時，而恰恰是其已經深入人心，成為共識和常識。

　　滄海桑田，我們早已不是講人身依附的時代了。人格獨立、個性張揚，社會留出了足夠寬廣的舞臺，人們可以盡情展現自我，每個人都能找到舒服的生活方式。

　　如今，一個名人之後，想要減少先人對自己的影響，大可以萬人如海一身藏——只要他不主動、公開、頻繁地提起先人就行。就像周令飛，如果不是因為此次參加活動並接受采訪，又有多少人知道他這個魯迅的孫子呢？

　　近些年來，他主動地把祖先扛在肩上，堅持『尋找魯迅是誰』，更多還是出於一種家族責任和情懷。這免不了一定程度的公共性和曝光量。由此而為人們所熟知的名人後代的煩惱，其實是這種出世的必然產物。

　　『爺爺帶來的煩惱』，在某種程度上講，是有保質期的。人們對名人之後有好奇，更有期許。是遵從爺爺的囑咐，忘掉他，『管自己生活』，還是以研究魯迅和魯迅作品為畢生志業，當然是周令飛的個人選擇。如果他能做出擺脫先人光環的、屬於自己的成就，人們也樂見其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