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開花落，酒醉酒醒。

　　何人送酒？重陽藥市

　　向此際，寒雲滿目空搔首。何人送酒？

　　——秦觀《摸魚兒·重九》

　　宋朝人描寫重陽的景色，往往相差甚遠，晏幾道的『庭院碧苔紅葉遍，金菊開時，已近重陽宴』(《蝶戀花·庭院碧苔紅葉遍》)，滿眼皆是富貴氣象，而東坡得意門生秦觀筆下的重陽風景，卻是『傍湖濱，幾椽茅屋，依然又過重九。煙波望斷無人見，惟有風吹疏柳』。

　　於是，他『凝思久，向此際，寒雲滿目空搔首。何人送酒？但一曲溪流，數枝野菊，自把唾壺叩』。重陽佳節，秦少游卻獨缺一壺酒。

　　在這首《摸魚兒·重九》的下闋，秦觀陷入對人生的沈思，進而感慨：『休株守，塵世難逢笑口，青春過了難又。一年好景真須記，橘綠橙黃時候。君念否？最可惜，霜天閑卻傳杯手。鷗朋鷺友。聊摘取茱萸，殷勤插鬢，香霧滿衫袖。』

　　其中，那句『一年好景君須記，最是橙黃橘綠時』膾炙人口，然而這原是蘇東坡在杭州寫的《贈劉景文》裡的名句，少游借用於此，或許是在重陽時節遙念恩師？

　　這首詞最能觸動人心的，或許還是上闋裡那句『向此際，寒雲滿目空搔首。何人送酒？』我讀到這句時，第一反應是想起了『出門搔白首』的『詩聖』杜甫。

　　秦觀在文學史上的形象頗顯羸弱，『霧失樓臺，月迷津渡』(《踏莎行》)，疑似潦倒迷茫的文藝青年。其實不然，秦觀自言：『往吾少時，如杜牧之強志盛氣，好大而見奇，讀兵家書，乃與意合。謂功譽可立致，而天下無難事。顧今二虜有可勝之勢，願效至計以行天誅。回幽夏之故墟，吊晉唐之遺人。流聲無窮，為計不朽。豈不偉哉！於是字以太虛，以導吾志。』(陳師道《秦少游字序》)可見，秦觀的平生之志是要平定遼國、西夏，恢復漢唐舊疆。他並非大言談兵，而是和他的老師蘇東坡一樣，寫了很多有見地的策論。

　　精研宋代文史的朱東潤先生閱讀秦觀詩詞文集，眼光獨到，留意到了秦觀的策論：『餘於少游之書，尤喜讀進策三十篇，觀其所得，蓋導源於東坡，所見甚卓。此真充國之遺計，破敵之上策。當時諸人，蓋無有出其右者。』(《淮海集校注》序)朱先生可謂是秦少游千載之下的知己。

　　然而，在秦觀的時代，除了蘇東坡等二三子外，世人都是拿他當一個寒酸詞人看待。秦觀也沿著蘇東坡的道路，在南方向著更南的方向流放。在重陽日，他並不一定缺酒，缺的是白衣送酒的太守蘇東坡。

　　他或許回憶第一次見到東坡的場景：『我獨不願萬戶侯，惟願一識蘇徐州。』(《別子瞻學士》)

　　很多年以後，南宋錦官城，一個不缺酒的人，在重陽節喝醉。『何事又作南來，看重陽藥市』(陸游《漢宮春·初自南鄭來成都作》)

　　這首《漢宮春》是陸游的真情流露之作，在萬人如海的鬧市，獨自欹帽垂鞭，流涕尊前。放翁自己交待此詞寫於『初自南鄭來成都作』，那就是孝宗乾道九年(1173)，他已是知天命之年，剛剛從陝西南鄭前線調回成都，擔任成都府路安撫司參議官。這是個有銜無事的官職，『冷官無一事，日日得閑游』(《登塔》)，陸游『上馬擊狂胡，下馬草軍書』的戎馬生涯自此終結，五十歲的他從此自號『放翁』。

　　羽箭雕弓，憶呼鷹古壘，截虎平川。吹笳暮歸野帳，雪壓青氈。淋漓醉墨，看龍蛇飛落蠻箋。人誤許、詩情將略，一時纔氣超然。

　　何事又作南來，看重陽藥市，元夕燈山？花時萬人樂處，欹帽垂鞭。聞歌感舊，尚時時流涕尊前。君記取、封侯事在。功名不信由天。

　　這一年的重陽節，陸游漫步於繁華似錦的成都重陽藥市，在萬人如海之中，看花開富貴，聽歌聲曼妙，卻聞歌感舊，回憶起南鄭軍中歲月，突然情緒崩潰，很快喝醉了。

　　初讀這首詞的時候，很不理解的一點是，所謂『重陽藥市』，顧名思義是重陽節期間賣藥材的市場，在藥材市場怎麼會逛著逛著就喝醉呢？

　　直到讀到一則史料，我纔豁然開朗。宋人莊綽《雞肋編》中記載了成都重陽藥市：『至重九藥市，於譙門外至玉局化五門，設肆以貨百藥，犀麝之類皆堆積。府尹、監司皆步行以閱。又於五門以下設大尊，容數十斛，置杯杓，凡名道人者皆恣飲。如是者五日。』

　　原來，重陽藥市上除了堆積如山的中藥材，還在街上多處放置了幾個巨大無比的酒缸，供人隨意暢飲五日。於是，『詩情將略』的陸放翁得以在重陽藥市一醉方休。

　　此外，陸游詞中的『欹帽垂鞭』似乎也是大有深意。『欹帽』即歪戴帽子，暗合『參軍落帽』的典故。《晉書·孟嘉傳》載：『(孟嘉)後為征西桓溫參軍，溫甚重之，九月九日，溫宴龍山，僚佐畢集。時佐吏並著戎服，有風至，吹嘉帽墮地，嘉不之覺。溫使左右勿言，欲觀其舉止。嘉良久如廁，溫令取還之。命孫盛作文嘲嘉，著嘉坐處。嘉還見，即答之，其文甚美，四座連嘆。』在南朝的某個重陽節，征西將軍桓溫宴請幕府中人，大家都身著正裝，頭戴官帽，突然一陣風吹來，刮跑了參軍孟嘉的帽子，這在當時算是失儀，然而孟嘉很淡定地去上廁所。桓溫讓座上一位名士當場揮筆寫文嘲笑他，還將文章置其座位之上，結果孟嘉回座後從容揮毫作答，文采風流，舉座嘆服。

　　於是，這個段子也成為重陽佳話，在重陽詩詞之中屢屢出現。有的化用巧妙，如東坡的『酒力漸消風力軟，颼颼，破帽多情卻戀頭』(《南鄉子·重九涵輝樓呈徐君猷》)。

　　桓溫身為南朝梟雄，半生致力於北伐中原，孟嘉在其幕府之中參贊軍事。陸游也是剛剛卸任幕府參軍的官職，也許這個前任參軍歪戴帽子，或是有所寄托吧。

　　這一點，似乎從陸游的忘年之交、同樣致力恢復中原的辛棄疾身上找到佐證。某個重陽日，稼軒寫下『龍山何處，記當年高會，重陽佳節，誰與老兵供一笑，落帽參軍華發』(辛棄疾《念奴嬌·重九席上》)。

　　可惜，那一年的成都重陽藥市，無人知曉這個爛醉如泥的老翁有著怎樣的心事。

　　糕詩酒帽茱萸席

　　舊日重陽日。嘆滿城、闌風去雨，寂寥蕭瑟。造物翻騰新機杼，不踏詩人陳跡。都掃蕩、一天雲物。挾客憑高西風外，暮鳶飛、不盡秋空碧。真意思，浩無極。

　　糕詩酒帽茱萸席。算今朝、無誰不飲，有誰真得。子美不生淵明老，千載寥寥佳客。無限事、欲忘還憶。金氣高明弓力勁，正不堪、回首南山北。誰弋雁，問消息。

　　——魏了翁《賀新郎·九日席上呈諸友》

　　在宋代歷史上，魏了翁或許是一個被忽略的存在，並不為世人熟知，其人在清朝雍正年間配享孔廟，一直被視為『理學名臣』。然其一生事業，豈是區區四字所能概括？權臣韓侂冑倉促北伐，眾人噤聲，魏了翁人微言輕，卻敢當廷反對。30年後，蒙古鐵騎侵犯南宋邊境，宋理宗遍視群臣後，派遣魏了翁督視江淮京湖軍馬，御筆寫下一首唐詩賜給他：『昨夜秋風入漢關，朔雲邊月滿西山。更催飛將追驕虜，莫遣沙場匹馬還。』魏了翁果然不負眾望，是南宋末年少數有實力力挽狂瀾的能臣。

　　這首《賀新郎》是他晚年一個重陽節所作，上闋裡的『真意思，浩無極』是其理學氣息的一面，下闋裡的『金氣高明弓力勁，正不堪、回首南山北』則是他懮國濟世的一面。而詞中『糕詩酒帽茱萸席』則流露了宋朝重陽節的又一個風俗——『重陽糕』。

　　重陽糕最遲在南北朝時期便是重陽必食之物了。南北朝《荊楚歲時記》曰：『九月九日，四民井籍野飲宴。九月九日宴會，未知起於何代。佩茱萸，食餌，飲菊花酒，雲令人長壽。』其中『食餌』即指吃重陽糕，東漢許慎《說文解字》對『餌』的解釋是『粉餅』，揚雄《方言》則稱：『餌，或謂之糕。』漢魏六朝時期，糕是用米粉制作，餅則是用麥粉。可見『食餌』應是起源於南方。重陽『食餌』又被稱為『蓬餌』，糕點裡面添加了蓬草。《西京雜記》中言『食蓬餌以祓妖邪』，看來漢魏百姓認為重陽節吃重陽糕，可以祛除『妖邪』之物。

　　宋人喜食各類面食糕點，不論南北，皆是如此。南宋《夢粱錄》記錄臨安城飲食的章節專門提到：『最是大街一兩處面食店及市西坊西食面點，通宵買賣，交曉不絕。』臨安城裡賣糕點的小店小攤，生意極好，通宵營業，可見市民對面食糕點的情有獨鍾了。

　　宋人更是讓『重陽糕』的飲食文化細膩生動起來，北宋孟元老《東京夢華錄》記載了重陽糕的做法：『(重陽)前一二日，各以粉面蒸糕遺送，上插剪彩小旗，摻飣果實，如石榴子、栗子黃、銀杏、松子肉之類。又以粉作獅子蠻王之狀，置於糕上，謂之獅蠻。』從中可以看到，重陽糕就是一種『粉面蒸糕』，但是上面裝飾了彩色小旗，還摻雜了石榴籽、栗子、銀杏等，還用面粉捏出獅子等嚇人的形狀——這估計是『食蓬餌以祓妖邪』的古風吧。此書甚至記載：『重九日天欲明時，以片糕搭小兒頭上乳保祝禱雲，百事皆高。』雖然荒誕不經，但也保留了宋代重陽民俗的有趣細節。

　　宋人《邵氏聞見後錄》有一則『不敢題糕』很有意思，『劉夢得作《九日詩》，欲用糕字，以五經中無之，輟不復為』。劉夢得即是唐朝『詩豪』劉禹錫，他在重陽節寫詩，本想寫寫重陽糕，但疑惑於儒家經典裡面沒有『糕』字，怕有違用典之詩法，於是那首詩也沒寫成，被時人嘲笑『劉郎不敢題糕字，虛負詩中一世豪』。

　　或因如此，唐宋詩裡面提及重陽糕的少之又少，而宋詞則不然，畢竟是『小道也』，大可多多涉獵人間煙火，不必像寫詩那麼正襟危坐。所以，即便是『理學名臣』魏了翁，照樣也在自己填的小詞裡提到重陽糕，且置之首座——『糕詩酒帽茱萸席』。

　　未曾想，宋亡之後，這塊普普通通的重陽糕，竟成為宋朝遺民追憶天水一朝的故國風物。元初丘葵在一個重陽日寫下『浮蟻共伴今日醉，食糕空憶太平時』(《九日》)。

　　『糕詩酒帽茱萸席』，最後聊聊茱萸吧。

　　對於當代中國人而言，茱萸是個既熟悉又陌生的植物，要說熟悉，『遙知兄弟登高處，遍插茱萸少一人』，雖兒童亦能熟誦；要說陌生，估計能識得茱萸形貌的人不多吧。至於茱萸的別稱越椒、艾子，更是讓人不知其為何物了。

　　古代重陽節除了頭簪菊花的習慣，另有頭戴茱萸的風俗，目的是為『闢邪』。晉人周處《風土記》載：『九月九曰謂為上九，俗尚茱萸到此日氣烈，熟色赤，可折其房以插頭，雲闢除惡氣而御初寒。』

　　至於重陽佩戴茱萸『闢邪』的來歷，南朝吳均《續齊諧記》言之鑿鑿：『汝南桓景隨費長房游學累年。長房謂曰：「九月九曰，汝家中當有災。宜急去，令家人各作絳囊，盛茱萸，以系臂，登高飲菊花酒，此禍可除。」景如言，齊家登山。夕還，見雞犬牛羊一時暴死。長房聞之曰：「此可代也。」今世人九日登高飲酒，婦人帶茱萸囊，蓋始於此。』當然了，正如此書書名，這不過是一個小故事。

　　這種源於遠古的節日風俗，已經很難考證其起源了，私以為佩戴茱萸或許也是楚風，古代楚國稱茱萸為『?』，屈原《離騷》有雲：『椒專佞以慢幍兮，?又欲充夫佩帷。』可見，此物本屬惡草(從名字裡面的殺氣重重便可得知)，君子不應佩戴。後來或是『以毒攻毒』的老法子，茱萸搖身一變成為民間『闢邪』之物。一直到明朝李時珍《本草綱目》，依然聲稱『(茱萸)懸其子於屋，闢鬼魅』。

　　唐人或許還有重陽佩戴茱萸的習慣，到了宋朝，則更多是以之入酒。南宋《夢粱錄》載：『(重陽)世人以菊花、茱萸浮於酒飲之，蓋茱萸名闢邪翁，菊花為延壽客，故假此兩物服之，以消重陽之厄。』宋人真是風雅有趣，叫菊花『延壽客』，給茱萸則起了『闢邪翁』的綽號。

　　或許是宋人更看重及時行樂，因而忽略了茱萸傳說中的闢邪功能，以之入酒，虛應故事，更多則是把它與菊花一起觀賞。蘇東坡的『此會應須爛醉，仍把紫菊茱萸，細看重嗅』(《醉蓬萊·重九上君猷》)，所寫正是此情此景。當然了，這句宋詞也是化用唐詩，杜甫那句『明年此會知誰健，醉把茱萸仔細看』(《九日藍田崔氏莊》)，實在是過於經典，東坡前面加了半句『此會應須爛醉』，方有幾分宋人坦白不羈的味道，在後面又提筆寫下『來歲今朝，為我西顧，酹羽觴江口』，明年的重陽節，不能與諸君重聚痛飲了，記得在江口為我倒上一杯酒啊！使後人讀之，頓覺豪邁。這就是東坡勝過唐人之處吧。宋詞裡的重陽節，也因此在歡聚的深情之中，平添了幾分豁達與從容。

　　『耆老者六七人，相與會於城中之名園古寺，且為之約：果實不過五物，殽膳不過五品，酒則無算。以為儉則易供，簡則易繼也。命之曰「真率會」。』(呂希哲《呂氏雜記》)每當讀到這樣的史料，我都會感慨宋朝的市井如此簡單真率。